中共平阳县委机关驻地（梅溪磨石坑村）

　　1940年10月，浙南特委书记龙跃回到北港凤卧基本地区，接到省委书记刘英的来信和他转来的党中央及东南局的指示抄件。信中指出：时局逆转，整个局势将会更加严峻，要浙南特委立即贯彻执行党中央和东南局的指示。党中央指示是中央书记处1940年7月7日发出的《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它分析了全国抗战形势存在着投降妥协的危险，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党，必须坚决执行党的组织上的隐蔽政策和精干政策，而对党外则执行广泛的统一战线政策，以便揭穿和孤立顽固派和投降派。”东南局指出浙江党组织：“要提高最高度的警惕性，注意反共的演变，要把我们的工作放在最坏的形势下去估计和布置，以达到保存实力与储藏我们的力量。但这并不是消极地放弃斗争，而是积极地准备力量，争取时局好转”；“国民党统治的地区要严格执行党的短小精干政策，要长期埋伏，保存和积蓄我们的力量，在必要的时候，配合全国斗争，争取最后胜利。”中共浙南特委召开会议，研究贯彻执行党中央和东南分局的指示。会后，平阳县委马上进行部署，分头向各区委进行传达。

　　一、县委改为特派员制

　　中共浙南特委将平阳县委改为单线联系的特派员制，原县委书记郑海啸任县特派员，各部部长改为干事，区委改为联络员（为记述方便，下面仍用县委、区委）。党的工作高度集中在特派员领导之下，重要据点和敌人内部的工作及重要统战关系等，实行单线领导，除特派员外，不让不必要的人员参与。建立工作巡视制度和交通情报组织；精简机关人员，平时二人一对、三人一组分散活动。

　　党支部组织按隐蔽原则进行整顿，加强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使之成为群众中坚强的领导核心。主要措施：一是严格审查，保证党员在成分和政治上的纯洁性。二是划小支部组织，凡是十人以上的一般分为两个支部，切断横的关系，便于隐蔽和在群众中活动。三是平时少开会，敌人进攻或环境紧张时不开会，了解情况、布置工作或传达上级指示，采取个别进行。四是经常进行政治思想和秘密工作教育，提高党员警惕性。五是组织工作以巩固为主，发展党员必须遵循质量重于数量的原则，每一个新党员都必须忠实可靠。

　　党组织完全转入地下后，县委机关工作人员和警卫武装仅十多人。为了行动方便，每人均配备短枪，步枪仅保留两三支。活动一律改为晚上，白天隐蔽在群众家里或山上，开会和登门拜访及调查研究等都在夜间进行。每到一地，必先向群众了解敌情，察看地形，估计敌人可能进攻的路线和我军的退路，然后布置警戒哨位，规定口令和联络地点。为避免国顽军包围袭击，几乎是每夜更换驻地，行军时风雨无阻，天气越坏越安全。晚上，为了防止国顽军伏击或在后面跟踪，经过调查研究看好地图后，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弯路。互相间除了规定的联络记号外，禁止讲话咳嗽和吸烟点火。将要到宿营地时，先指定一人专门对付狗叫，进入群众家里，先遮好门缝和窗口，然后再点灯，人员在室内无事不轻易走动，室内外隐蔽哨配合群众分头放。晚上出发前，烟蒂纸屑收拾干净，用的东西全都处理好恢复原样。武工组经常深入敌人翼侧，声东击西，打击顽固分子，迷惑国顽军，使其分散兵力，不能向基本地区集中进攻。

　　二、建立武装工作队

　　1940年10月，县委决定将县、区武装人员组织为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背起枪杆子自卫。武工队队长、政治委员郑海啸兼，副队长林瑞清、黄美迎，下辖平西、平安、平南三个武工组。平西区武工组是最大的一个，最多时有30多人，占全队的一半。组长林瑞清兼，1942年12月后为杨青梅。1943年11月，杨青梅牺牲后，仍由林瑞清兼任组长，政治指导员郑成贤。平安区武工组组长黄美迎，1941年12月后为黄美金，1942年8月黄美金牺牲，郑娘助任组长。政治指导员洪汝兰，1943年5月后为郑志偶。平南区武工组组长郑学习，1942年4月郑学习被捕，县委撤销了平南区武工组。1941年12月，平西区武工组驻在怀溪乡东岙村，遭到多于武工组十五倍兵力的国顽军包围。林瑞清指挥武工组奋勇抵抗，终于全部冲出，仅两人受伤。国顽军烧毁当地群众房屋14座，并抓走了群众10多人。为了解放被捕群众，武工组留下三个人，埋伏在东岙口矴步头山上。当国顽军大摇大摆走到村口时，山上的武工组副组长杨青梅和两名战士，向国顽军开枪射击，当场击毙分队长和士兵2人，伤2人。国顽军做梦也没想到已经冲出去的武工组，仍旧折回来在途中对他们伏击，忙丢下被捕的群众，抬着两具尸体向水头方向逃窜。

　　县委建立武工队，把党的秘密工作与武装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秘密工作配合掩护着武装斗争，武装斗争又支持和开拓了秘密工作，两者相辅相成。这样，不仅恢复和巩固了老区，而且逐步开辟和发展了新区。

　　三、运用“白皮红心”乡村政权策略

　　“白皮红心”乡村政权，就是共产党利用国民党基层的保甲制度，基本上或原封不动地保留国民党乡、保、甲组织形式，乡、保的办事人员也大多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其大体情况是：

　　1、地方党组织利用有利的群众条件和统战关系，有计划地通过选举和安排中共党员和基本群众去担任国民党乡保甲长。1945年4月，墨城乡要选举乡长，中共小南区委决定派墨城党支部书记（原四保保长）林上登去竞选。区委一面通过共产党员余昌仁与国民党鳌江区长平时有往来的关系，向他推荐林上登为乡长候选人，一面做好乡民代表工作，动员大家选举林上登为乡长。林上登被选上乡长后，配备了拥护共产党的乡公所内部人员，又更选了保长。在林上登的掌握下，全乡八个保就有七个保长是共产党员担任。从而，国民党的许多乡、保两级政权全部掌握在共产党手中，成为名副其实的“两面政权”，明挂的是国民党招牌，实为共产党办事。他们对有利于群众的事情积极干，对人民无害的事也认真干，对人民有害的事就敷衍塞责，尽量拖延。地方党组织为了不让这些乡保长暴露身份，还常常让他们送点假情报或过了时的情报给顽固派，以取得信任。

　　2、中间分子乡保甲长，这是统战工作中的重要对象。他们的特点是基本上不反对共产党，环境好的时候，向共产党靠拢；环境一紧张，则怕受牵累，希望共产党不要到他的辖区去活动。对这种人，地方党组织指定专人以交朋友的方式与其联系，经常给以教育，争取他们支持共产党工作。他们在国民党顽固派“清剿”时，消极应付，保持中立，有的向共产党提供情报和为被捕的共产党员和群众开脱保释，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中间分子也有两面派人物。环境好时讨好共产党，环境紧张时靠拢国民党，暗中反对共产党。一般说，在新区或工作基础较为薄弱的地方，这种情况多一些。对于他们，一面要团结教育，争取他们，一面也要有所戒备。但只要执行政策稳妥，是可以争取或暂时争取过来的。

　　3、反动的乡保甲长，在基本地区，这种人只是很少数。对于这些人，首先是地方党组织利用各种关系劝他们不要反共，对他们过去做错的事可以既往不咎，并在群众中孤立他们；二是封锁消息，不让他们知道地方党组织就住在他的辖区内，更不让他们发现具体目标；三是派人监视，掌握他们的动向；四是给以警告，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只要他们不走漏消息，不去告密，可以相安无事；五是条件许可时，武工队干脆住到他们的家里去，既封了他们的嘴，也壮了群众的胆。但对个别民愤极大威胁地方党组织生存的极端顽固和极端反动的乡保长，则给以严厉惩罚和打击，为民除害，为开展工作扫除障碍。

　　由于县委规定了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政策，加之在农村中特别是基本地区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广泛的统战关系，“白皮红心”和同情支持共产党的乡保甲长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这是一种特殊的政权形式，它在敌强我弱的国民党统治区内，起到了共产党的公开红色政权无法起到的作用。这也是平阳县地方党组织长期赖以隐蔽、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惩处反动分子和叛徒

　　在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地掀起反共高潮中，平阳党组织虽然经常处在顽固派的武装“围剿”，仍顾全抗日和民族利益大局，武装力量一般不主动攻击国民党军队。但当威胁到生存时，经县、区委批准，武工组有计划地镇压一些民愤极大、危害最烈的地方反动分子和叛徒。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走狗和其社会基础，也就打击了顽固派的反共气焰，为广大人民出一口气，有利地方党组织开展工作。

　　1942年3月，平安区交通员白希绸路过腾蛟九垟地方，由于反动保长告密，被国顽军追捕杀害。九垟是瑞平边界，是地方党组织的重要交通线路之一。因此，顽固派对这个地方十分注意，豢养了一些死心塌地地跟着干坏事的反动保甲长。为惩罚那些反动分子，保证交通线安全畅通，平安区武工组化装为国民党的“清乡队”来到九垟，通知保甲长到九垟宫开会，要对反共有功的人进行“奖励表彰”。会上，保甲长们争先恐后地报告自己如何发现共产党交通员白希绸，如何跑去报告，又如何追捕；有的还说自己平时如何注意共产党活动，如何向上级告密等等。总之，他们为了得到奖赏和表彰，把自己平时所干的坏事都主动说出来。武工组让他们说够后，宣布其中四人的罪状，当场把他们押出去枪决掉。这时，会场上的保甲长才明白这些“清乡队”原来是共产党化装的，个个哀求饶命，保证以后再也不敢干坏事了。九垟枪毙反动分子，大大鼓舞了群众的革命斗志，有力地打击了各地反动分子的气焰，连平时被迫站岗放哨的壮丁也借口不干了。

　　9月，平安区武工组侦察到麻步温笃斋的行踪，即布置兵力前去袭击。温笃斋任过县“清乡”队大队长和北港区区长等职，他杀害了许多共产党员和群众。平时，他行动十分诡秘，而且长年雇有两个保镖。武工组为了避免暴露目标，埋伏在路旁的一片甘蔗园中，上午9时左右，温笃斋和他的保镖从麻步街上走来，当他们走到甘蔗园旁时，武工组突然开枪将温笃斋击毙。那两个保镖一听见枪声，脚底像抹油似地抱头鼠窜逃命而去。

　　山门便衣队骨干分子胡乃潘，依仗他的族侄县便衣队队长胡仲廉的势力，胡作非为，经常到街上乱抓山区群众敲诈勒索，还残酷杀害平西第一分区委书记陈观威等。10月28日，平西区武工组人员化装为老百姓到山门街，见胡乃潘在肉摊上挑肥拣瘦买猪肉，便立即靠上去结束了他的生命。温笃斋和胡乃潘被武工组击毙后，给顽固派震动很大，他们说武工组是“天兵”，能随时从天而降，打你个措手不及。此后一段时间里，其反动气焰大为降低。

　　对于出卖组织为非作歹的叛徒，党组织找机会给以严惩。原平阳县委组织干事施泽民叛变后任“温州戡乱委员会”便衣特务，出卖了县委组织、军事、交通线路和基本地区分布及特委、县委机关的驻地情况，并向顽固派出谋划策，帮助筹划“清剿”共产党地方组织的办法，使平阳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基本地区受到残酷的摧残。1944年9月，温州沦陷后，施泽民便携带妻子陈英（叛徒）及勤务员等四人潜回平阳，偷偷地窜到墨城山门岭脚，躲进僻静的新堂（尼姑庵），乘机从海上出走。施泽民躲进新堂的当天傍晚，便被墨城党支部发现，他们按照县委关于惩处叛徒的指示，派出三名党员，以“拜访老上级”的名义，乘机击毙了施泽民，使这个罪恶累累的叛徒得到应有的下场。施泽民被击毙后，那些曾经出卖过组织、带兵摧残基本地区的叛徒，心惊胆战，有的外逃，有的称病，他们不得不考虑自己将如何的下场。